下面這篇文章是我之前收到的一封電子郵件，是來自於商業週刊的一篇文章，看完以後非常感動，想想，如果是我，我會做怎麼樣的選擇？
本篇文章摘自：商業周刊第 994 期
作者：曾如瑩
他拋棄在美國的榮華，回到死屍遍地的祖國；最後，連摯愛的妻子與女兒都離開，他的人生，要什麼？
「貧窮應該屬於博物館，不屬於文明世界！」為此信念，200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離開妻女、放棄教職、返回孟加拉。用27美元，30年光陰，打造出孟加拉放款規模最大、專屬窮人的鄉村銀行。如今，鄉村銀行理念被應用於40多國，全球1億人，因此掙脫貧窮循環。12月10日，和平獎即將頒獎，尤努斯領導的除貧計畫也正席捲全球，他向全球呼籲：2050年，達到「無貧世界」！
二○○六年十一月，孟加拉陷入混亂之中。孟加拉朝野在看守內閣問題上產生分歧，兩派群眾以木棍、石塊相互攻擊，焚燒公車、火車，首都達卡對外交通全面封鎖。警察用催淚彈驅逐數以千計的示威者，一個月內，衝突死亡人數逾三十人。第二大城吉大港，五十艘貨櫃船被迫在孟加拉灣等待。
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們在對外交通封鎖解除後第四天的半夜，飛抵孟加拉。一個位於恆河三角洲、卻未受到老天祝福的國度。午夜二時，機場外卻人影幢幢。昏紅的燈光映著塵沙遍天，被柵欄隔開的人群，盯著我們瞧。手腳快的年輕男子搶著幫我們辦通關手續，為了微薄的小費。孟加拉，這全球貪腐指數第五名，人口密度世界最高，八三％的人民活在每日收入不到兩美元的貧窮線下，人們擁擠著爭取最低限度的生存機會。
赤貧孟加拉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他，讓全球一億人掙脫貧窮輪迴
然而，這個衝突不斷的國度，卻孕育出今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十月十三日，挪威諾貝爾委員會主席丹道（Ole Danbolt）宣布：「尤努斯是第一位讓微型貸款成為對抗貧窮最有力的工具之一，……除非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提升地位，經濟成長和民主將無法達成。」
儘管這國家的人民活在貧窮線下的比率仍高居亞洲第一，仍有五七％文盲，七成地區缺電，但是比起三十年前已經改善許多。
「Grameen」意即「鄉村」，一九七六年尤努斯創辦鄉村銀行前，沒有一家銀行願意在孟加拉鄉村設立據點。三十年前，尤努斯就鎖定貸款對象為每筆一百美元以下、沒有任何擔保品的窮人。
目前，鄉村銀行貸款餘額超過五十八億美元，為孟加拉最大銀行，九四％股權屬於借款窮人。他們不稱窮人為借貸者，稱為會員，這是真正為窮人擁有的銀行。其據點遍布七萬兩千個村莊，每年協助五％貸款人脫離貧窮輪迴，超過八成孟加拉貧窮家庭受惠。
八○年代後，尤努斯將鄉村銀行經驗輸出菲律賓、馬來西亞、中國等四十個國家，受惠窮人超過一億人。
經濟學博士放棄美國教職返鄉
飢荒與死亡，讓他既羞愧又憤怒
二○○五年，美國華頓商學院評選一九七九年以來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二十五位經濟領袖，尤努斯名列其中，與比爾‧蓋茲、傑克威爾許齊名。但是，他選擇的道路，卻是迥然不同的人生路徑。
一九四○年，出生於珠寶商的尤努斯，不但赴美取得經濟學博士，受聘田納西州立大學助理教授職位，名下擁有車子、房子，並與紅髮碧眼的美籍妻子薇拉（Vera）結婚。相較於絕大多數在貧困線下掙扎的孟加拉人，尤努斯的生活富足且美好。
一九七一年底，孟加拉在千瘡百孔中宣布獨立。隔年，三十二歲的尤努斯辭去美國教職，帶著新婚妻子奔回祖國。同時在美念書的其他五名孟加拉學生同儕，只有他選擇回國。放棄大庭園房子，先進的生活設備，回到這個街上充滿乞丐、幾近餓死的母親和嬰兒、水質嚴重污染、連抽水馬桶都沒有的祖國。
一九七四年，孟加拉發生大飢荒。
從孟加拉獨立後的三年，因戰爭與飢荒死亡的人數超過四百萬人。一幕幕景象撼動著當時擔任吉大港大學經濟系主任的尤努斯——饑民如幽魂般湧入城市，到處坐的是骨瘦如柴的人，他們面無表情，看不出是死是活。他們看起來都很像：畏縮在一旁的老人看起來就像是小孩；因為飢餓兩頰凹陷的小孩倒臥路邊，看起來就像是老人。
這些災民沒有力氣向城裡的人乞討，他們只是坐著等待著死亡的降臨，「一切都發生得很快，逐漸的，你發現死亡和生命的界線越來越模糊。」接受本刊獨家專訪的尤努斯回憶。
改用「蠕蟲」視角看世界
驚覺二十七美元就能困住四十二個人
無力感開始在他心中湧現，他深感羞愧，以及憤怒。「在課堂上，我用著完美無比的經濟學理論，教導我的學生，我曾經為這些理論悸動，跟他們說這些理論可以解決各種社會問題。但是，在大學之外，一堆躺在走廊和街上的人正死於飢餓，我不禁想，這些理論到底有什麼用途？我怎麼用理論跟學生解釋外面的世界？」
他發現傳統大學在學生與現實生活之間，製造了巨大的鴻溝，為了減輕自己的羞愧感，尤努斯開始放下課本，走入鄉村。他決定，不再以「將世界放在掌心的『鳥瞰』（bird'seye）態度審視窮人世界」，而改以「蠕蟲」（worm's eye）角度，透過貼身近訪，走入貧窮世界。
於是，他帶領學生走訪大學附近貧窮村落，希望找出協助窮人的辦法。「他試著用心去看，孟加拉的貧窮隨處可見，其他的教授卻視而不見，當大家在講經濟學巨型理論時，沒有一個人像他一樣，想去解決一個人為何貧窮，」三十年前尤努斯的學生、現任鄉村銀行國際課程副總經理珍娜（Jannat Quanine）說。
一九七六年，尤努斯和同事走訪大學附近村落Jobra，穿過泥土搭建的茅草屋，以及裸身奔跑的孩童，他看到一名婦女，蜷曲身體蹲在地上，指甲沾滿污泥的手飛快編織著竹椅。他走了過去。二十一歲的婦女叫做蘇菲亞（Sufiya），因為長年工作，容貌比實際年齡看來更老。
「買這些竹子花你多少錢？」尤努斯問。
「五塔卡，」婦女說。
「你自己有五塔卡嗎？」
「沒有，我借來的，做完竹椅後，我必須賣給債主。」
「一張竹椅你可以賣多少錢？」
「五‧五塔卡。」
「那你不是只賺○‧五塔卡？」尤努斯皺起眉頭。
他思緒不斷翻滾。○‧五塔卡，約當○‧○二美元的利潤，只夠讓婦女溫飽，「他們怎麼有能力修理房屋、買衣服？她的小孩如何打破這種貧窮輪迴？」在她身上，尤努斯看到一個悲慘的人生，即便是她的孩子也無力脫離貧窮。
窮人因為無法向銀行借貸，只能依靠地下錢莊高利貸，或受契約綑綁，只能將產品賣給提供原料的中間商。貧窮，把他們綁進緊繃的循環，不斷輪迴每個世代，「多麼聰明的奴役手法！」他氣憤。
於是他花了一週調查該村，瞭解多少人過著像蘇菲亞的生活，結果令人震驚。
有四十二位村民，只借貸到二十七美元（約八百五十六塔卡）。「天啊！所有家庭遭受到的苦難居然只為了二十七美元？」尤努斯無法相信，僅僅二十七美元，就讓四十二個手藝高超的村民，陷入奴隸般的生活。「我覺得很羞恥，這個國家，居然沒有人可以提供二十七美元，給四十二個擁有工作能力的窮人？」
於是，他掏出二十七美元借給這些村民，村民看他的眼光，就像看到神，「假設你能用這麼少一點錢，讓很多人都快樂，為何不幫助更多的人？」尤努斯心想。
那一晚，夜光映照在尤努斯的房間裡，「我在床上翻來覆去，就是睡不著。當我在學校向學生解釋，為何我們的五年國家發展計畫要花上億元，而就在學校外，生命為了○‧○二美元掙扎，」他痛恨自己，「我很生氣，氣自己，甚至是生幾千個教授的氣，為什麼我們沒有試圖去解決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我們經濟學的課沒辦法反映蘇菲亞的生活？」過去十六年他學到的經濟學理論一點都派不上用場。「假如鄉村附近的大學是知識寶庫，為什麼沒法將知識散播出去？」他不斷反問自己。
扭轉貧窮，要做「插在輪軸的棍子」
相信窮人能守信用，成立鄉村銀行
隔天，尤努斯開車前往銀行，希望銀行經理能貸款給窮人，答覆是窮人沒有擔保品，村民不識字所以無法填寫借款表格而拒絕。尤努斯辯駁。經理只冷淡的回應一句：「教授你是個理想主義者，生活在書本和理論之中，銀行業務沒有這麼簡單。」
經過一下午爭辯，最終，尤努斯自願擔任保人。銀行經理盯著他，好似他是個瘋子。「那正是我想要的，我想成為插在輪軸裡的棍子，最終使這個該死的機器停下來。」尤努斯說。
長達兩年，即便窮人百分百還款，銀行都要透過各種方式要求尤努斯為窮人借款背書保證，就是不肯和窮人直接打交道，然而尤努斯堅信窮人是有信用的：「因為窮人知道，信用是他們打破貧窮最後的機會。」
一九七六年，尤努斯說服孟加拉農業銀行，在該銀行架構下成立一個「鄉村銀行」實驗分行。一年後，該鄉村銀行的貸款業務已經累積五百位借款人，還款比率超越九九％。一場研討會中，一位銀行家聆聽尤努斯的經驗時，不耐煩的打斷他：「教授，你的實驗只是在一個村子裡成功，假設你有能耐，應該推到一個區去，而不是僅限於一個村子，」他挑釁的說。
「我想證明給他們看。」尤努斯說。
他選擇了達卡附近的坦卡里（Tangali）區，做為第二實驗地。這裡到處都有解放軍，可以拿槍隨時結束一個人生命。尤努斯回憶，走進村裡，路中間、牆角，到處是死屍，樹上布滿吊死者，他每天跨過屍體，來回於村莊路上。
對他最大的難題，不是安全，而是宗教上的抵制。
違反宗教風俗，以婦女為放款對象
日曬雨淋，說服窮人借款、自食其力
尤努斯回憶：「婦女受到如畜生般的待遇。」這國家有八成三的人篤信回教，回教教義並不鼓勵女性借貸，連當時受過教育的菁英或者專家都認為，借錢給女性毫無意義，他們會把錢拿給丈夫，不如借給沒有工作的丈夫。以至於，傳統孟加拉銀行對女性放款金額不到一％。即便那一％的女性貸款者，也必須由丈夫或爸爸簽下同意書，才能向銀行借款。
尤努斯不只挑戰制度，也挑戰文化。他挑戰「窮人沒有信用」的銀行慣例後，接下來，他要顛覆「為男性建立銀行」的傳統觀念。
他違反風俗習慣，以婦女為放款對象，因為「過去經驗顯示，婦女會把錢用在家庭和小孩的教育身上，丈夫會花在娛樂。」不過，這相當困難，即便放了一塊板子寫：「我想借錢給婦女」，根本無意義，有八成五的鄉村婦女不識字。村裡的宗教領袖，更不斷放出謠言，例如「加入鄉村銀行等於變成基督徒，將來不得以伊斯蘭葬禮安葬」，讓婦女心生畏懼。
根據回教教義，假設婦女單獨在家，男性不能進去屋裡。尤努斯只好帶著女行員，他會站在廣場，讓每一位婦女都可以看到他，他一一解答任何問題，「有時候來來回回持續一個小時以上，我還是無法說服他們借錢。」
七到十月是孟加拉雨季，尤努斯會到茅草屋避雨。坐在由竹子搭建的屋子，「黑暗裡我可以感受到透過竹子，有很多雙眼睛正透過竹子的細縫在看我。」隔壁的婦女透過細縫，一雙雙眼睛在黑暗中窺視。
慢慢的，婦女們改成背對著尤努斯，或者用薄紗蓋住臉和教授對話。過去是尤努斯的學生，目前是鄉村銀行總經理努嘉罕（Nurjahan Begum）描述，後來有些婦女著急想問問題，顧不得教規，逐漸掀起頭紗直接和教授對話。
尤努斯不但是一位經濟學家、銀行家，甚至是一位苦口婆心的「傳教士」。
為了啟發鄉村婦女自食其力做生意，尤努斯常跑到鄉村閒聊，「有時候我會問，誰做的食物最好吃？」建議她何不自己販賣食物？這些婦女趕忙搖頭：「不不，不能賣食物，食物是拿來吃的，不是拿來賣的。」
尤努斯試著用另一種方式問「你丈夫在從市集回來時，他會買餅乾和糖果給小孩嗎？」婦女說「有啊有啊，他買了糖果給小孩。」「啊喝！你不是說食物不能賣嗎？有人做了食物到市集賣，你丈夫買了，為何你說你不能賣食物？」尤努斯反問。
就是這種方式讓對話更有趣，並逐漸解除根深柢固的想法。婦女開始思考，「有人到市集賣食物，我丈夫到市集買食物，所以食物是能賣的」，婦女逐漸連結既有知識和新觀念，自食其力的思想種子慢慢發芽。現在鄉村銀行會員九六％以上是婦女，而商業銀行只有一％。
為創辦窮人銀行而失去妻女 「這是我的選擇，我不後悔」
在一九八三年鄉村銀行成立七年後，該行終於從政府手中取得銀行執照，正式成為一家獨立銀行。
而他第一任妻子薇拉，以及大女兒莫妮卡（Monica Yunus），也離開他六年。
在鄉村銀行創辦的同一年，尤努斯大女兒莫妮卡誕生。莫妮卡四個月大時，有一天，尤努斯回家，薇拉抱著莫妮卡，開口說：「我們回到美國，好不好？」尤努斯愣住了。她無法在一個死亡頻仍、文盲率逾五成、又處處有擁槍自重軍隊的國度裡，養大她的孩子。
回憶這一段，尤努斯一貫昂揚的神情轉為落寞，光芒迅速消退，我們看到一位失落的父親。「這是我的選擇，我不後悔。」雖然這麼說，但是他的眼神卻黯淡了。
在家庭和事業之間，他選擇後者。六個月後，他簽下離婚協議書，失去了妻子與女兒。
他錯過了莫妮卡每一個重要時刻，第一次學會走路，說的第一句話，當莫妮卡從紐約知名音樂學校茱利亞音樂學院畢業時，他正在孟加拉村莊瞭解微型貸款的問題，無暇參加畢業典禮。
長達二十八年，前妻不肯讓莫妮卡回到孟加拉，尤努斯每年存的錢，只夠他一年三次飛到美國去見女兒。他放棄自己幸福，一心打造窮人追求幸福與實現夢想的權利。
提及女兒，尤努斯起身拉開抽屜，取出莫妮卡照片，深情凝視著。擔任紐約大都會歌劇院女高音的莫妮卡，將在十二月十日，諾貝爾和平獎奧斯陸頒獎典禮中獻唱。戰爭與貧窮，阻隔了二十八年的父女親情，這一刻，在全世界的掌聲中，得到彌補。
不僅提供窮人借貸平台，他進一步以該平台推動孟加拉人民的民主、教育、健康觀念。鄉村銀行制定十六條法規，例如，任何加入鄉村銀行的人都需使用乾淨的水，小孩必須接受教育，必須修建廁所，必須互相幫助，並鼓勵投票。
一九九一年國會大選時，尤努斯規定所有行員都要讓旗下的登記成為選民，「參與民主是這群窮人最大的資產」，他等於是藉著銀行的力量，將民主植入村民腦中。一九九七年，有六％的鄉民代表是鄉村銀行的借貸者。
在鄉村銀行成功後，近年尤努斯倡導「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概念，例如創辦鄉村電信（Grameen Telecom），提供窮人行動電話服務，或以長期低利貸款，協助村民購買太陽能板，以克服孟加拉七成無電的困境，改善生活環境。
「窮人教我另一種新的經濟學理論」，尤努斯說。現在尤努斯的志業，由銀行，拓展到電信、成衣廠、太陽能源板等四大領域。
拓展志業改善通信、發電
要讓貧窮屬於博物館，而非文明社會
孟加拉的經濟，也告別絕望，進步中。最近五年的國民所得成長了二○‧五％，達到二○○五年的四百七十美元。
尤努斯改寫了資本主義定義，並使經濟學更貼近人性。「沒有人性，經濟學就像石頭一樣又乾又硬！」他說：「貧窮應該是屬於博物館，而不是文明社會。」
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商周採訪隊伍隨著人群，移動至孟加拉國會廣場。參加祝賀尤努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慶祝會。
在詩人泰戈爾（Rob ndranath Thakur）所寫的「金色孟加拉」昂揚國歌聲中，尤努斯進場；在他三十分鐘的演講中，民眾鼓掌歡呼高達四十餘次。「早在好久以前，尤努斯的民間聲望就超越了總統。」一位孟加拉男子說。
一個人的力量，改變一億人的命運，使他們脫離貧窮循環。尤努斯不只見證第三世界掙扎脫貧的歷史，他正改寫歷史。數百年後，孟加拉人或許不會記得歷任總統的名字，但是，尤努斯這個名字將永遠存在孟加拉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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